鐎斗之我见——浅谈安吉青铜鐎斗
B式 折腹、圜底、兽形足或锥状足；安徽马鞍山桃冲村晋墓 、江苏句容西晋元康四年墓 、南京长岗村五号墓 、浙江松阳县周坌三国墓 、安吉天子晋墓 、山东临沂洗砚晋墓所出皆为此式。根据各个墓葬的发掘报告推断该式年代应是三国两晋时期。该式造型极为普遍，简单朴素，器外腹部多有凸弦纹。据目前已知的资料，此式大多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C式 直腹、圜底或平底、兽形足或竹节形兽形足，有的口沿一侧出现凹槽流或者尾部出现方形鋬。陕西咸阳北周武帝孝陵墓 、福州屏山南朝墓 、江西大余新城乡 、福建浦城三里亭 皆有出土此式。其中江西大余新城乡和福建浦城三里亭出土的两件鐎斗器形十分相似，皆是龙首凤尾鐎斗，但是查阅资料发现一件年代定为西晋，另一件定为唐代，两者的年代相距甚远。鉴于浦城出土铜鐎斗的同时还出土了铜提梁罐、铜镜等其他唐代器物，而江西大余新城乡并未有其他器物出土佐证。因此笔者认为江西大余新城乡发现的这件龙首凤尾鐎斗年代也属唐代。所以大致推断此式的年代应在南北朝时期至唐代。
扁平状实柄鐎斗根据柄部、腹部、足部的变化，又大致可以分为两式：
Ⅰ式 直柄、弧腹、兽形足，有的口沿一侧附凹形流；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四川昭化宝轮镇南北朝时期的崖墓 、广州市下塘狮带岗晋墓 等出土过此式。但目前出土数量并不多。其中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广州市下塘狮带岗晋墓的发掘报告中都有提到出土青铜鐎斗的两个墓葬M1、M5的确切年代应为西晋末东晋初期，而四川昭化宝轮镇崖墓中出土青铜鐎斗的23号墓葬里还出土了“阴平太守”的铜印。《晋书》记载：永嘉中晋人流寓梁、益者仍于二州立南北二阴平郡。由晋至宋、齐，皆现在的梓潼县西北设北阴平郡。由此我们可知“阴平太守”是在永嘉之乱后才设立的，从而可以推断出23号墓葬的鐎斗年代应在西晋末至南朝中期。所以笔者认为此式的年代应在西晋末至南朝中期。
Ⅱ式 柄前端弯折、直腹、兽形足或竹节形兽形足，口沿一侧附凹形流；山东临淄北朝崔氏墓 、福建闽侯关口桥头山墓 、甘肃张家川“大赵神平二年”墓 、贵州平坝马场南朝墓 、河北平山北齐崔昂墓 、河北曲阳北魏墓 、四川绵阳园艺南朝墓 、南京马群六朝墓 、辽宁朝阳左才墓 等都有出土此式。根据这些墓葬的发掘报告推断该式的年代应在南北朝至唐早期。此式出土器物数量较多，分布范围较广。
安吉县博物馆鐎斗相关认识
1、馆藏青铜鐎斗具体介绍
安吉县博物馆收藏了五件青铜鐎斗，现将具体情况介绍如下：
①号青铜鐎斗（图一）：1973年安吉三官李十房出土。口径16.0，长26.7，高18.3。敞口，浅折腹，圜底，下附三锥状足，足高且外撇，折腹处有一长柄，柄端龙首形，口沿饰三道弦纹，腹部饰两道弦纹。
②号青铜鐎斗（图二）：1993年安吉县高禹天子岗晋墓出土。口径16.0，长26.7，高18.3。敞口，浅折腹，圜底，下附三锥状足，足高且外撇，折腹处有一长柄，柄端龙首形，口沿和腹部各饰两道弦纹。
③号青铜鐎斗（图三）：1977年安吉县梅溪废品仓库调拨。口径17.1，长27.9，高24.3。浅折沿，盘口，深直腹，平底，下附三兽形足，足高且外撇，腹部有一长柄，柄端龙首形，龙嘴一端向上翘起。
④号青铜鐎斗（图四）：1977年安吉县递铺废藏品库调拨。口径12.4，长33.6，高10.0。浅折沿，浅弧腹，圜底近平，下附三兽形足，口沿一侧附凹槽状流，腹部有扁平条形长柄，柄前端弯折，末端有桃心形穿孔。
⑤号青铜鐎斗（图五）：1984年安吉县递铺后场发现。口径12.8，长39.2，高14.2。浅折沿，深直腹，平底，下附三竹节形兽形足，口沿一侧附凹槽状流，腹部有扁平条形长柄，扁平条形折柄，柄前端弯折，末端呈鱼形。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2、五件鐎斗的年代分析
综上所述，通过器形对比发现：①号、②号、③号青铜鐎斗属龙首形柄青铜鐎斗，④号、⑤号青铜鐎斗属扁平状实柄鐎斗。
①号、②号青铜鐎斗应属龙首形柄青铜鐎斗B式，该式年代大致在三国两晋时期。①号铜鐎斗与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M1出土的铜C型鐎斗形制十分相似。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M1为双室并列券顶墓，出土的一批漆器朱书铭文中有“太康七年”、“太康八年”等字样。“太康”是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时期的年号。从而大致可以推断①号铜鐎斗为西晋时期的铜鐎斗；②号青铜鐎斗出土于安吉县高禹天子岗晋墓M3，发掘报告称M3的形制与M2（太康六年）略同，且两墓室相距仅1.2米，墓向一致，墓门齐平，墓底又近乎在同一水平。但随葬器物略早于M2，某些青瓷器物带有汉和三国的风格，据此推定M3的年代应在三国末西晋初。那么②号青铜鐎斗的年代即三国末西晋初。
③号青铜鐎斗应属龙首形柄青铜鐎斗C式，该式年代应在南北朝时期至唐代。四川绵阳西山六朝崖墓出土过一件铁鐎斗，器形与③号铜鐎斗类似，皆是深直腹，兽形足，足外撇。此器形与A式相比，腹部由弧腹变成深直腹，兽足变高。因此笔者认为③号铜鐎斗继承了A式某些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应属于龙首形柄铜鐎斗C式的早期，即年代在南北朝时期。
④号、⑤号青铜鐎斗属扁平状实柄鐎斗Ⅱ式 。该式扁平折柄、附凹槽状流的器形在南北朝时期十分盛行，在墓葬中多有发现。上世纪六十年代贵州平坝马场曾出土过6件青铜鐎斗，其中37号南朝墓出土的一件鐎斗与④号青铜鐎斗器形一致，55号南朝墓出土的一件鐎斗与⑤号青铜鐎斗器形一致。但此类器形在西安郊区隋李静训墓和辽宁朝阳唐左才墓都有发现。再者，安吉南朝和唐代出土器物寥寥，墓葬更是未有发现。因此无法判别这两件鐎斗的确切年代，只能大致推断属于南北朝时期至唐代。
3、鐎斗另议
结合馆藏青铜鐎斗来源的记录情况，笔者推测③号、④号、⑤号青铜鐎斗可能是由其他地方流入。安吉地处浙北山区，地理位置偏僻，因此古代安吉的发展和行政区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越国早期城邑、楚国大疆封邑、秦代鄣郡治地与汉朝故鄣县治，安吉古城遗址出土了大量春秋战国至两晋时期的文物。但行政地位下降后，交通不便的安吉再无往日辉煌。
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迅速，社会动荡不安；隋唐时期安吉撤而复设，变更频繁。“隋开皇元年，以故鄣、安吉、原乡三县入绥安，隶杭州。仁寿二年，置湖州，绥安隶焉。炀帝大业三年，绥安隶宣州，以安吉入武康，复隶杭州。唐高宗武德四年，以綏安置桃州，县隶州。七年倂省入长城。麟德元年复置，隶湖州。” 由此“崎岖险远，民难输役” 的安吉在南北朝及隋唐时期进入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发展期。所以安吉地区也鲜有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器物出土。笔者又联想到，安吉博物馆馆藏的大多南朝器物都是通过公安打击移交过来。因此推断③号、④号、⑤号青铜鐎斗可能不是安吉本地出土。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个小推测，具体情况还是有待于安吉考古的进一步发现。
本文通过查阅大量考古资料，从形制上入手，对比分析安吉县博物馆的五件西晋青铜鐎斗，认同①号、②号青铜鐎斗属于西晋时期；认为③号青铜鐎斗应属于南北朝早期；④号、⑤号青铜鐎斗由于缺乏材料，只能大致判别年代应在南北朝时期至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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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安吉县博物馆 钱菲菲
稿件来源：《东方博物》2017年03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